张扣扣在承认如今的司法系统为暂不究诘的前提下，我是这么看的：

无论张母如何泼辣，王家几男人围攻一女人，实在不应该；至于直接致死的那一棒的那个人当时未满十八，按照现行的法制，抵命恐怕不可能，于是被判七年（让专家来根据实际情形评判是否合理），于是在当时仅十三四岁的张扣扣心里造成了阴影：失落或绝望；钱呢，赔偿了差不多接近一万，八千用于葬礼，一千左右是张家拿到手的钱，于是张扣扣及他家人估计也觉得物质赔偿过低（专家评下低不低，96年的一万购买力是多少，八千用于安葬费，一千多是能花的现金）

所以，二十多年后张扣扣伺机报仇，也是情有可原而尽管法网难恕。严格来说，谁给那致命一棒，谁负责任（姑按张扣扣的复仇思维）；如果一起上分不清主次的致死，则可以三人一起承受（姑按张扣扣的复仇思维），可是张把当事三人全杀了，这就从法律上讲过了，从道理上讲，株连广了，深了。

网上之所以有人挺张扣扣，原因大家都很清楚，无非是某些社会不公正的感受在张扣扣事件上的放大，这是某种不信任的集体反馈，而已。

于是总结下，大致分三个层面：

一，当年的判决与赔偿是否合理，是否与实际情形相匹配对应，这个需要专家；

二，现行的法律体制与程序是否妥善完备，有没有需要讨论改善的地方；

三，张扣扣的这事我之所以认为情有可愿，既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的设身处地的代入法（如果你是张扣扣），也不妨参考吾国古代的血亲复仇系统，例如，根据先秦典籍《周礼》在内的诸多文献，在西周时期关于复仇有如下几点的规定：

一，复仇需有正当理由，并具备一定条件，否则，按杀人罪处罚；

二，复仇的对象必须是“杀人而不义者”；

三，复仇有法定的程序，例如，受害人家属在复仇前请示官府，例如针对此类情形专门有一个叫做“朝士”的机构负责登记，将情状逐级上报，得到官方允许后才能行动；

四，复仇应遵守不扩大原则，即限于仇人或主要肇事人本身，不得扩大及子弟亲属，这很显然是源于逻辑思虑，谁肇事，谁承受，不得株连；

五，复仇的次数有限制，绝不允许反复寻仇——这当然是为了社会整体的稳定；

六，复仇处理上的“和难”制度，其中一要点在过失杀人罪不至死的情况下，官方有专门的“调人”根据实际情形负责调解，集合乡党作出根据现实情况的应对，比如要考虑复仇的正义性，被害者是否无辜，而同时，杀人父兄从父兄弟者需暂时避开，不得继续残害被害人的子弟，否则会通知天下邦国，抓莸后就地处决。又如仇家双方在事件发生后要互相避开，等待调解结果。

到了春秋战国以至秦，从最初的相对宽容限制到严禁私人复仇，尤其当时崇尚法家的秦国，参见商鞅与韩非子的著作，严禁私斗（正说明先秦此类现象的常见与频繁），以加强君主集权，但在随后的秦末汉初，天下大乱，于是复仇正当而不受法律约束——也约束不了，例如【汉书】中的栾布，为主家报仇，燕将臧茶举为都尉。又如《史记》中的项伯，早年杀了人，跟随张良在下邳躲避，所以鸿门宴才为了张良掩护刘邦，又如游侠列传的朱家郭解剧孟等游侠，包庇藏匿的“豪杰”光朱家就有几百人之多，这也侧面说明当时私人复仇争斗的风气，但也有起码的伦理逻辑，不是响马强盗般的乱来，也就是通俗说法所谓老百姓心里还是有杆称的。

到了汉朝的政权稳定期，可以想见的，为了维护政权稳定，自然又严禁复仇，并且禁止官吏庇护复仇者，如复仇过当超出范围，不仅本人，连家属也要处以刑罚。这自然反证当时私人复仇的风气，但后又有所谓“轻侮法”，源于汉章帝时一个孝子，杀了仅仅侮辱他父亲的仇人，朝廷也免除了他的死刑，尽管这项法令后来由于张敏的上书而被废除，但影响深远；又如大儒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，也因“刺死辱母者”名垂青史。据传，这位“董孝子”的母亲，被邻居辱骂殴打，卧床不起，继而病逝。为报辱母之仇，他竟在青天白日杀人。汉和帝闻其孝心，“表其异行”，宽恕了他的杀人之罪，还要授他官职，使孝子“海内闻名，昭然千秋”。这显然有时代特征，因汉独尊儒术，以孝治天下，可见。法律从来因时因地而异。

到了后来的南北朝唐宋元明清，我以为大体上是唐及唐以前限制或禁止，唐宋以后，则是对复仇限制的放宽，尤其元朝，大概是因为草原蛮风好勇斗狠的影响，明确规定允许复仇，而且儿子为父报仇后，仇家还要罚付五十两银子作丧葬费。

在清末，西学东渐，法律引进了西方不少的刑法制度与理论，基本摒弃了将礼法道德与法律合为一体的传统，有了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则，并注重动机与涉案性质。

又如民国的时候，轰动一时的孙传芳被刺案，《新天津报》所谓“施从滨有女复仇，孙传芳佛堂毙命”的特大新闻，就是奇女子施剑翘为父报仇的一个血亲复仇的案例，先被判刑七年，后来被特赦，特赦当然有政治因素的介入，因为孙传芳被宣传成国民革命的敌人，所谓“国憝”，于是才能有此特赦，于是施剑翘几乎成了诛杀国贼的英雄，荆轲一流的人物，不过也可看出孝道在我国传统社会的位置，并成为血亲复仇中的一个反映。

不止中国，西方最有名的有关复仇的典籍记载，也不胜枚举，例如《旧约全书》记载的古希伯莱人的法律原则，就有：“以命还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”

引了这么多，可以发现关于复仇尤其血亲复仇的一些变迁，从来随着时空而转移，关于我国大体上可认为，除元这种草原蛮风，而在强调政权稳定的考量下，吾国对复仇尤其血亲复仇有许多限制，但由于吾国孝道一直占有不少比重，总体上看是古代宽于现代，但也并没有无原则的鼓励血亲复仇，一句话，基本上都有章法可寻。

另外。张扣扣案与上引吾国古代复仇还有一个不同，即它在二十年前已经得到了处理，至于处理的当与不当，自然是需要根据发掘出的材料予以讨论。

那么，暂时可下一结论，张扣扣为母复仇，情有可原，而（现行）法难恕，并即使按古代一系列法治也株连过多，于是，我们现在似乎可做的，我也认为是最重要的，就是：

一，现行法律是否合理合适，在涉及张扣扣案这种情形下是否有需要完善或纠驳的地方；

二，当年张母之死的王家涉案人员，是否处理的合理合法，换言之，有没有所谓的“黑幕”，这其实是网上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，我们期待许多细节及要点进一步水落石出。

最最后，我个人表示一个意见，我非常同情张扣扣，有人说为什么要等到现在的二十多年以后，于是质疑张扣扣可能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，于是接着母亲的事情发泄他仇视社会的阴暗心理，这个我当然不好肯定或否定，这个需要更进一步的证实，但是我想指出的是，在当时十二三岁的张扣扣，是肯定不会有如此的报复心态的——有也难得实施，毕竟那时太小了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注意。

第二，古语有云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所以，报仇的时间可以作为质疑的一个要点，但这个质疑未必能够确定无疑的成立，未必是决定性的。因为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从来是复杂多元的一个综合，譬如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分手了，可能有经济的原因，也可能是源于自卑，一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导致的放弃，放到张扣扣的这个事件上也是一样，他那时毕竟年纪尚小，而现在差不多壮年男子了，很多得失利弊也就看得比当初更显豁了，所以，报仇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多方面的综合。

第三，我觉得惩前毖后最重要的，是通过张扣扣事件得到的启迪或反思，它或许可以提示有司在再遇到同类事件时，应该怎么做，无论如何，应该秉承一种公正的态度来规避日后种种的后遗症，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应该考虑的中心问题。

让我们期待这个事件的进一步的水落石出。